1.梁文道的常识的简介
（一个知道分子眼中的大国民与小世界） 《常识》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
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该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该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
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常识》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
符觉可怪，是冈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
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第1节：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1） 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
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
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
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
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
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
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
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
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
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
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第2节：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2）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
2.梁文道《常识》 读后感
梁文道的书名《常识》，这是来自美国立国时期的托马斯• 佩恩（Thomas Paine）的同名书，这位给自己取名“痛苦”美国之父，难以社会对个人的不公，英国对美洲的欺凌，写出了这本不到50页的小册子《常识》，却卖出了50万册（当时北美不过200万），它唤起了北美民众独立的信念。在今天这本小册子依然被列为“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第一本。
梁文道说过：“常识”是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所谓“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他又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通读全文，不可否认，梁文道有很高文学素养以及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措词用得好，讲得也很客观，在文章中，他并没有回避时下热点的问题，文章中他冷静而富有理性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是一剂清热解毒的凉茶。
在民间：政府的好帮手主题下，梁文道列举了在面对天灾时，日本政府迟钝的官僚系统与高质的公民，民间组织的捐献活动进行强烈的对比。同时他又指出在08年次“百年不遇的超级大雪灾中，政府的缺陷与民间社会的的缺席。作者认为在天灾面前，不应该只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应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强大力量。在文章中，梁文道直接指出了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的缺点，这是很多作者都无法做到的。
可以说梁文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是个斯文不失风趣的读书人，他讲的事情其实并高深，只是常识，至少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常识的作用在于解惑。不过，也并非大家经常谈论的东西就可以称为常识。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明星的八卦，绯闻。
与“常识”相对立的，应该就是“潜规则”。曾经勇敢揭露“非典”真相的钟南山院士又在两会上放炮，抨击“领导不在讲真话，领导一来颂功德”的会议作风，赢得热烈掌声。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潜规则，人人都知道是病态的，但人人都要按着这个规则来进行，否则就只有离开这个圈子，而现实又常常逼着许多人不能不参与这个潜规则，这就是“反常识”。缺乏“常识”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野蛮而荒谬的“反常识”中，
当然文学就是作者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谈：
在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这个主题下，梁文道举了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代表“阿Q”，“阿Q”确实存在国民的劣根性，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作者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些中国人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梁文道认为以这是一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对于这一点，我非常不赞同。在外国旅游景点中，它赫然用中文写着“禁止吐痰”这四个字的警告牌，若是有其他文字的警告牌还好，但它独独用中文写，这是代表什么，这种场景屡见不鲜，如在外国的厕所中，独独用中文写着“请冲水”，这明显是对中国人的素质看不过去，用中文写着告示，诚然写告示的人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作用，但在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行为的不屑和鄙视，但只是用中文写着，这意义不明而喻。这显然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挑衅。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但是梁文道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那么当他看到这些字牌，他又有什么想法，就是一笑置之？
梁文道在文中提过，他要以“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以我们大陆的角度去写，他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港台同胞的角度去看大陆。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大陆人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对于在他们另外一种生长环境里成长里来的人却很难懂。可能也有略带反讽的意味吧。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除了真话，还是真话。不过毕竟一本书写的只是作者的观点，没有人能保证作者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但是总体来说，有这样的书很好，希望将来有更多这样的书籍，让现代思想的活水来浇灌荒芜的马勒戈壁。
3.【梁文道的《常识》说的是什么
嗯。
很久以前读的，大概三年了吧.书中收录了一些道长在报纸专栏上的文章，基本上是散文与时评，评论多是针对08年及以前的社会新闻（毕竟是那个时候出版的嘛）.看其他人的时评专栏的集子会有过时了的脱节感觉，不过读《常识》应该没有，因为道长的文章总是从时事发散出去，介绍很多国内外大思想家的观点，给我们启迪.有的人批评道长是抄袭别人的想法自己没主见，抨击得也不够大胆，不过我还是很欣赏道长，看书名就可以发现，他认为书中的思想是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都应该了解的，常识而已，他没有以阳春白雪自居.他并没有用自己的口吻讲各种观点，何谈抄袭，有关思想的出处他都有谦逊地作解说，能整合各大思想，何谈没主见.这么多知识都能信手拈来，越发让人感到他的博学.整本书的态度十分温和，因而有一股浓厚的理性之美，个人认为，这种心平气和引导人启发人的著作才最珍贵.以上纯属个人感受，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4.与梁文道商榷写作：文章写给谁看
作者：周泽雄前些时，读到一篇质疑梁文道先生的网文。
梁先生在《理性与感性》一文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近30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为此，他向读者讲述了所谓智利奇迹，还插秧式地提及大量与当代智利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术语，包括我初次听说的“芝加哥男孩”。不用说，所涉内容均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若非有人质疑，我对梁先生非得连刮三目不可。
那篇质疑文章似乎出自行家之手，作者辉格引用的大量数据，都对梁先生的观点构成了当头棒喝，“外行看热闹”的结果是：只要所引数据无误，梁先生的说法就岂止错误，简直可笑了。我说过，我缺少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在读到梁先生回应文章之前，不敢对此轻下结论。
我以为，回应是必要的，要么认错，要么反击，没有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作家、文人中，我无数次见到一种用“不屑”来规避批评的行为，成名人物尤擅此道，只要鼻下轻哼一声，金蝉脱壳之余还能耍上一把鲲鹏展翅，一举两得之利，尽收囊中。
不过以区区看来，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当然，以上只是顺嘴一提，并非针对梁文道先生，如你所知，梁先生是否回应，我还不知道呢。
若姑且假设梁先生的文章写砸了，我们倒不妨借此探讨一个有趣话题：文章写给谁看？立志写给全世界男女老幼阅读的文章，大概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文人学者执笔，总有自己的假想读者，就像商人总有自己的目标客户，写给某类读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读者排除在外。但高明的文字是这样：作者虽有自己的目标读者，却也随时准备面对所有读者。
比如，安徒生的童话是写给孩子的，然成年人要读，安徒生绝不会心生怯意，连说“读不得读不得，小儿科小儿科”；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多是写给君主看的，但他们也乐意大臣和普通臣民阅读，以扩大影响；有些作者不打算为任何人效劳，他写作纯属自娱自乐，或专为排遣一己孤愤，比如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若干文字，恐属此类，话说回来，如果其他学者有意研究并质疑问难，难道陈寅恪会大感惶恐不成？所以，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钱锺书以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言外自有一根“闲人莫入”之傲骨在，但他显然也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者——成为他的读者。
若此论蒙您颔首，我们接着就会遇到另一类文字，其价值竟然不在于得到高明人物的首肯，反而取决于特定人物的缺席。为说明问题，姑以其中的末流“剽窃”为例，我们知道，对剽窃者来说，他可能获得的荣誉，必赖被剽窃者的缺席，一旦被剽窃者（或熟悉被剽窃者文字的读者）现身，即有穿帮砸锅之虞，而只要被剽窃者缺席，他的文章让越多的领导、专家读到，这小贼就越得意。
余英时先生在为胡适日记所撰的长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曾用细密工夫揭出学者罗尔纲关于胡适出行的一次骇人撒谎，文长不引，余先生最后概括道：“罗先生的记忆也不可能坏到这种地步。我不愿意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
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可见，“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及世上缺乏余英时这样的较真学者，构成了“罗先生的虚构”得以成立的前提。
在上举梁文道先生的例子里，假如他确是错的，那么，符合作者最大利益的读者分布图是：让我这种外行读到，同时把辉格先生这样的内行排除在外。不才如我，偶尔也遇到一些文章，使我忍不住噗哧一声：让我撞上，算你倒霉。
曾读到某海派才女介绍《罗念生全集》的书评，我在一个论坛回帖里写道：“我敢打赌，她在写这篇书评时，没有读过那套书，她只是凭着自己训练有素的点染才华，玩了把‘点到为止’而已。”若遇到我恰好熟知其事的作者撰文撒谎，我一念之仁过后，也可能模仿一种黑道口吻，暗道：“哥们，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饶是如此，我仍会坚下心来，决意不再读他任何文字，就像我决意不再拜读罗尔纲先生一样，哪怕我久仰他的学术高名，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