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穆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 穆：扬弃新史学的史学大师 视“文化”为“皮”、“存在”为“毛”，或有被认为“唯心史观”之嫌；断言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显然不能被许多人接受。
可谁能否认，钱穆在这里提出的，实在是所有中国人——以及崇尚中华文化乃至追求世界大同的所有人——在21世纪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呢？ （中国）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钱穆（《国史大纲·引论》，1940）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1948） 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是不然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5） 钱先生毕生所发挥的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过分强调或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不是抬高或扩大他，而是降低或缩小他。
——余英时（《敬悼钱宾四师》，1990） (1895.7.30.~1990.8.30.) 【清光绪廿一年（乙未）六月初九日生，终年95岁】 有论者把钱穆跟鲁迅、胡适相提并论：“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注1〕此言自有道理。
可是其一，所举除鲁迅外，另两位都大大超越了“30年代”，从寿数看尤其如是：胡适的“自由思想”延至60年代初，钱穆的“严谨学业”更持续到世纪之末。其二，单就“严谨学业”言，到底该由钱穆，还是陈寅恪、李济等人文学者，或者胡先骕、梁思成等科学家和工程师，乃至由不止一人做代表，似也不无商榷之余地。
重要的是，钱穆的影响，远非“严谨学业”四字能概括。方克立说：“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是后半世纪“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堡垒”和“第二阶段现代新儒家传道授业的一个大本营”〔注2〕。
美国学者邓尔麟说：“钱穆与—些倾向西方启蒙并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同”，其“‘对立面’既不是文化的过去，也并非‘现代的’今天；被钱穆认为与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乃是西方文化所颂扬的真理标准”；他“并不一味地依恋传统，而是在深思反省之后，看到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能使中国文化独树一帜而不同于西方文化”，“他看到传统文化价值能在政治和经济大变动中仍然得到传播，从而巩固加深了他对这些价值的信仰和理解”。〔注3〕汪学群说：钱穆“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正是中国社会乡村民间的朴实无华，铸造了他既平实又坚韧的人生与学术。
他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史学巨擘，一位营造‘文化中国’的先驱。”〔注4〕王晴佳称：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
〔注5〕——虽然，钱穆自己早在70多年前说过：“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
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国学概论·弁言》）。
2.一篇国学知识学习笔记（800字以上）
钱穆先生在其《国学概论》开篇说“学术本无国界。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国学”一词的最早出现，应该是以1905年，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杰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为标志。上述学者提出“保存国学”的主张。
目的是强调学习西方决不能丢了自己立国之根本，立国之精神。 国故派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章太炎20年代作《国学讲演录》，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个部分。 稍后，胡朴安的《国学汇编》，又将国学内容分为六大类：哲理、礼教、史地、语言文字、文章、艺术。
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自然国学”的概念，就是将传统中的“科技”文明纳入“国学”范畴。张岱年认为：国学除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外，还应包括天算、兵学、法学、农学、地学、医学等。
他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范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人文和科学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并不冲突，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科学精神的会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性发展的途径。
国学，是以我国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
3.《国学常识》什么是十三经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4.国学是如何深奥的一门学问
这确实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文学数学之类的学科，外国也有，不过外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国学。
外国人也有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有所谓中国通，一般称之为汉学家，他们似乎也不知道中国有什么国学。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国学这一说。
历史上的大学问学家，例如孔子，董仲舒，朱熹，直到清代大才子纪晓岚，都没有被称为国学家，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国学这一说。 所谓国学，是从上个世纪初才出现的。
20世纪初叶，随着腐败的满清政权走向灭亡，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中国自从出了孔夫子，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
而科举制度，又把知识分子牢牢地束缚在做八股文的轨道上，脱离不了四书五经。因此整个教育体系就是死读儒家经典，而与自然科学绝缘。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的四书五经不堪一击，西方的新潮理论让中国士大夫们的满腹经纶无从招架，从而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睁开眼睛去看世界，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西学，又叫新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归罪于三从四德，父子君臣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封建礼教。
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白话文，主张废除科举，废除跪拜等封建礼节，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张文字改革，主张废除私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一来，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对立面，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另外有一批文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否定了中国固有的伦理纲常，未免太过激了，于是就用所谓“国学”以区别西学或新学而与之相对抗。
所以所谓国学并非是一门独立的或是新产生学科，而只不过是将原有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而已。于是一场文化上对抗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们，也有着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在与那些自以为满腹经纶的遗老遗少们的战斗中丝毫不落下风。正如鲁迅所说，从旧营垒中杀出，对旧营垒的情形往往看得格外分明，反戈一击，更容易致敌于死命。
所以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而所谓国学大师们，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国学，当然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例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所著《国学概论》的“弁言”中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也就是说，国学这玩意，以前是没有的，将来也恐怕也不能生存。
而“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也就是说，不得己只好采用梁启超的说法，以中国历代学说思想为脉络，加以阐发。那么钱氏所谓国学，似乎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
而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则认为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之大成。但为钱氏所不取。
由此看来，所谓国学，在这些国学大师眼里也是各有所见，这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也。 当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其中也包含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有用的知识。
但是作为知识的体系或教育的体系，则远远落后于时代了。现代知识体系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每一科学其中又分为各个学科。
四书五经这种以科举为目的、眉毛胡子分不清的知识体系当然是无法与之相对抗的。正如朱自清所说，：“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
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惟一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 再说所谓的国学大师们，他们当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学说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有着重要贡献。
但是他在思想上无法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最终还是投湖自杀了，年仅五十一岁。又如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天翻地覆，赤祸横流，神州陆沉”深表愤慨，晚年又投靠蒋介石，曾作《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被李敖骂得个狗血淋头：「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由于“国学”本身没有明确的概念，“国学”的知识体系不完整不科学，“国学大师”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因此国学兴于上世纪之初，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作战时达到高潮，终于免不了落花流水败下阵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走向没落。
但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许是因为气候返潮，所谓国学又有所抬头。进入本世纪，国学更是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然而什么是国学？仍然莫衷一是。一般的说法是“一国所故固有之学问”或“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
虽然概念是模糊的，但是目的却是清楚的，就是“为了继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欲以儒家思想再度一统天下。“ 盖五四比年以来，文化为之断层，道统为之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