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歌文化知识
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
“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
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
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
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
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
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
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
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
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
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
鲍照继。
2.诗歌文化常识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如《诗经》中的《关雎》[3] 《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
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3.诗歌 文学常识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
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
《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4.现代诗歌文学常识
阅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阅读决定着他的写作。写作的前提，或者说背景，大体可分为阅读和经历，而阅读必然大于经历，因为经历有限，而阅读无限。
作为一个诗写者，必须大量阅读与诗有关以及与诗无关的书籍。最起码也要读诗。
这并非虚妄之说。因为我发现好多年轻的诗写者只知自己写自己的，而从不阅读他人的作品。
写什么不阅读什么，如同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往往事倍而功半。前人留下来的以及当下一些优秀诗家的作品，可能蕴藏着诗写的全部秘密，这些间接经验可以让你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从而大大缩短诗写的成熟期。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应当是阅读大于他的写作，思考大于他的表达。厚积而薄发。
写作拼到底拼的是你的文化底蕴。 懂与不懂之说，历来是困挠诗界的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且至今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叙事性的引入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不担心“读不懂”，因为诗歌文本在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方面较之其它文学样式的特殊性，决定了阅读诗歌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阅读技巧。 臧棣说：“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
因此，阅读现代诗歌，就不能像阅读古典诗词那样，“仅仅从诗歌的效果上去阅读它，批评它，阐释它”，必须随着“诗歌的思维过程”的推进而进入。更不能苛求一字一句的解读，要从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整体上去把握。
确切点说是“体会”——“它是读者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忘我的浸入，是不带意思预设和解释企图的浸没，‘体会’即浸没、交融、重合。”（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 也有读者不断生发“诗歌就不能雅俗共赏吗”的困惑和疑问。
对此，我要说：“诗歌是用来雅俗共赏的吗？”任何艺术都有一定层次的读者群。《红楼梦》雅俗共赏吗？有不少大学生对其前五章的含义都不知其所以然。
毛老头子还说过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高山流水》雅俗共赏吗？对于一个乐盲或民族乐器和民乐知识缺乏的人而言，恐怕也如听弹棉花声。
杨丽萍的舞蹈雅俗共赏吗？就连一些圈内人士也只能赏析个大概。显然，你无法要求一个正在泥土道上猫腰拾粪的农民和焊接车间几个挥汗如雨的工人，去理解和欣赏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需要说明的是，这跟菲薄一方则抬高另一方无关，也含有“术业有专攻”之意。 诗歌只能在一定层次的群体中发生和发展。
那种希图诗歌的大众化和普及的想法及做法，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一种虚妄的冲动。大众的，只能是流行歌曲。
普及的，也只有仅供中学生毕业留言的汪诗，而非真正意义的诗歌。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人人都在读诗，即使有几千万在读，那种情形和场面，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吓）人。
理想的诗歌阅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诗歌知识，了解掌握诗歌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诗歌内在的全部秘密。这好比车前子所说的欣赏苏州园林，“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准备，不熟悉一点古典诗词，不了解一点造园时期的画风书风，尽管也可以欣赏，但总有些不得要领。”（《秋天的故事》）作者/东篱 2003-8-29 记忆。
常读一些诗人的访谈。问：“最近几年的中国诗歌，您对哪一首（或哪几首）印象最深？”答：“似乎没有什么印象。”
或“印象深的不多。”有人于此便断言中国新诗不行，最起码也有问题、大问题。
似乎印象深浅也成了衡量诗歌的一个标准。可诗歌从来不是用来印象（深）或者说记忆的。
当你写诗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想如何把诗写好。恐怕没有一个人，一边写诗，一边在思考如何让读者记住这首诗。
这正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言：“当我写一首诗，我的眼睛不是落在读者身上，而是在这里（自己）。” 当然，让人记住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好事。
但问题的关键是，作品的好坏并不总与读者的记忆成正比。比如至今仍在一些语文教师、中学生和初学诗写者口头挂着的汪诗、席诗、徐诗。
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肯定不是诗歌，而是一些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广告词以及黄段子。因为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快餐文化。
听说布罗茨基七十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曾要求哈佛的本科生读诗背诗，给美国的文学教育留下了很好的传统，也无疑影响了美国诗歌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希尼说布罗茨基“所做的，是坚持记忆的重要性。”
根据记忆的无意和有意分类情况，对现代诗歌应当采取的是有意记忆，也就是强化记忆，即像布罗茨基要求哈佛学生一样的去背诵。因此说，喜欢一个人的诗或某某作品，不妨多读、反复地读，这样自然会印象深刻。
有没有耐心、沉静下来读诗，也是对一个诗人对诗歌的态度和诗人真假身份的检验。 当下诗歌区别于古典诗词和二、三年代的诗歌而不易让人记忆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诗歌外在韵律的缺乏，一个是“叙事性”这一诗歌策略的大量涌入。
而影响诗。
5.古诗十九首的文化常识（主要内容地位）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意义〗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古诗十九首》评价】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钟嵘《诗品》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胡应麟《诗薮》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编辑本段]古诗十九首全文和译文 《行行重行行》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译文】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你与我两人相距千万里远，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那知道是什麽时候 北马南来仍然依恋著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荡的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再次返回.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青青河畔草》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译文】 河畔萋萋的芳草啊，园中葱葱的高柳. 在楼上那位仪态优美的女子站在窗前， 洁白的肌肤可比明月. 打扮得漂漂亮亮， 伸出纤细的手指.从前她曾是歌舞女（*汉时倡家女和后世所谓青楼女子是不一样的）， 而今成了喜欢在外游荡的游侠妻子. 在外游荡的丈夫还没回来，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是难以独自忍受一个人的寂寞，怎堪独守！ 《青青陵上柏》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译文】 陵墓上长得青翠的柏树，溪流里堆聚成堆的石头. 人生长存活在天地之间，就好比远行匆匆的过客. 区区斗酒足以娱乐心意，虽少却胜过豪华的宴席. 驾起破马车驱赶著劣马，照样在宛洛之间游戏著. 洛阳城里是多麽的热闹，达官贵人彼此相。
6.诗歌的文学常识
中华古代诗词文化，源于祭辞，萌于民谣，兴于咏志。
可惜，现存最早文字辑录诗集仅有《诗经》。继春秋至战国衍为骚体，古雅深邃，乃先秦诗文化独秀一枝。
秦亡而汉，乐府兴，诗苑万象更新。入于魏，五言腾踊，尤见“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创建辉煌。
魏晋之交，有“竹林七贤”；西晋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东晋更有陶翁。此期间诗歌境界与视野得以拓宽，咏唱愈加脍炙人口。
沧海桑田，岁月交至南北朝之宋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已不一而足，“大小谢”“七言之祖”“竟陵八友”脱颖而出，田园诗、山水 诗，清逸峻秀，齐梁体堪称独占唐前春色。大唐盛世，亦为诗之盛世；诗律之工，音韵之秀，炼句之缜密，意境之旷远，实为登峰造极！然虽有“诗圣”冠于李杜，犹有群星灿然于千古！诗余有词，南北朝时已见其零星草色，晚唐兴于教坊，至于大宋，竟逐渐跳脱弦指之间而成跌宕之咏，可谓独领诗史风骚！词较于诗，其伸展转承有余，更见抒情遣怀之酣畅。
两宋之时，词人千家，而晏柳苏辛，拔高耸之标。另谈及词牌格律千余，实乃前人不古，后人每每作茧自缚，遂成填词之风。
诗词演绎于元明，日益迎合民间文娱需求，于是，“街市小令”“村坊小调”勃然而兴，终绽放出一代曲赋奇葩。有云：唐后无诗，宋后无词。
概以为，此乃诗词境界广义之论；就其狭义而论，未必尽然。明代高启诗，上有汉魏之高亢，下有唐宋之俊秀，颇具承前启后之范。
叹青丘，文惹忌讳，险人弄谗，值壮年时罹患腰斩。与其说“唐后无诗”，毋宁说“文字狱”兴焉，而后无诗。
至于清代，诗人也众，诗卷也浩繁，但多熏于附庸浮滑之气而欠失品格，故精品传遗者不啻凤毛麟角。乾隆诗万余，未见一二传咏，夫何足论哉！然 风韵气节可景仰者，还属龚自珍、板桥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