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避讳文化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
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
（《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
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
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
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
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
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
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
“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
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
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
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
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
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
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
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
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
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
2.中国古代避讳文化知多少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一般来说，避讳这种事，在宋以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严的过程的。
中间也有一些波折，有时候松弛一下，有时候重视一下。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严的。
先以东汉为例。东汉和西汉，是避讳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很废话是吧？其实不是。
因为这两汉带来了一个对皇帝姓名的避讳要求，即所谓的“讳训”。例如：刘邦，邦字应改为国，《说文》里说，“邦，国也”。
再比如刘恒，恒字应改位常，《说文》里说，“恒，常也”。再比如刘彻，彻字应改为通，《说文》里说，“彻，通也”。
这是西汉的例子。我们再看东汉的例子：刘秀，秀则改为茂，这是因为《广雅》里解释“秀，茂也”。
刘庄，庄改为严。改为严有个出处，《论语》的“为政篇”集解里有“庄，严也”。
不少人因此改姓，连庄子被汉人所称，也要改名严子。连带“老庄”都要改为“老严”。
（项羽名籍，他活跃的时期，就有人为了避这个籍字，而把姓改成席。） 因为两汉君主太多，所以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说了这些例子，不难知道，所谓的避讳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要知道，在封建的独裁体制中，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封建制度的专制性。
一个字，只许一个人用，在当时那种识字率相当低的情况下，是对有资格识字的人，即那些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及帮凶的那些人，炫耀封建独裁者的无上权威的良好工具。《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东汉中晚期的人，但即使是到了他那个时期，他在他的书里，写“秀”字条，依然只能写“上讳”。
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里加了篆字的那个“秀”字，是后人改上去的。但是，是不是有这些规定，就一定严格执行了呢？大家都知道，专制政权也好，还是什么其他政权也好，都是力图将各种社会生活控制在手里的。
统治者们都很清楚，只有控制住社会，他们的统治才会稳固。社会生活的发展，往往是无法得到全面的控制的。
在各种权力的之间，往往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供人们自由发挥。而事实上，只要统治阶级中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就一定会慢慢扩散开来，从皇帝开始，逐步蔓延到皇族，从皇族甚至蔓延到后族（外戚），从死去的独裁者的名字避讳蔓延到活着的独裁者的名字也要避讳。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避讳的范围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两者就造成了矛盾。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例外的情况，不避讳的情况了。
有一种认识，认为单名的趋势在两汉时期非常明显和避讳有关，因为相比较双名，单名避讳更容易一些。例如，汉宣帝原始双名“病己”，元康二年就为了避免大家犯讳，而改单名为询。
双名变单名，有不少人怀疑是西汉末王莽规定的（“中国不得有二名”）。但事实上可能王莽只是针对这个发展趋势做了明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单名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重名，对各种大姓而言，都是如此。） 还有一种避开避讳的情况，就是引用古代文献。
古代文献往往诞生在当代乃至当朝以前，今天的避讳古代还没有。在引用古代文献的时候，当事人会尽量修改符合今天的要求，但挂一漏万总是有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挂一漏万，那得去问当事人自己。
当然，对照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前朝的避讳，今朝不必再讳。例如东汉学者著作，写西汉事，往往就不避讳了。
出现这些情况，就充分说明，封建的专制体制的注意力永远是注意当下的，对之前之后往往不太重视，而这也就带来了“管得住口，管不住笔”的问题了。当然，对比汉代这种字还比较好认，单名也比较好改的时代。
宋代的避讳，那叫一个装逼。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五胡乱中华，之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口逐步汉化，大部分人改名改姓都是无所谓避忌怎么方便怎么来的（贵族相对比较注意）。
单名逐步被双名取代，就是这个时期的发生的事情。之后又是隋唐五代，到入宋之后，避讳讲究就彻底走上了一个高峰。
随便举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俗称赵大，其名应避匡、胤二字。他弟弟本名赵匡义，俗称“赵二，他就是后来的宋太宗。
为避其兄的名讳，于是连个匡字都保不住，改名叫“光义”，这就是赵光义这个名字的由来。弟弟都保不住名字，何谈其他，来几个冷知识：庐山当时名匡庐山，因此避讳宋太祖，于是改名庐山。
搞宋代史的人都知道的定国军，其实是从匡国军改来的。廖匡图这种人名，也要改名为光图。
（蒙古和北方学者文化素养比较差，编纂《宋史》看见文献就往上抄抄抄抄抄，管你什么廖匡图还是廖光图。于是《宋史》里既有廖匡图诗集，又有廖光图诗，其实这两个名字是一个人。）
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个字，字体类似的框、眶、筐等十七个字，胤字连同笔画类似的三十七个字，也给一概避了。大家想想，门框不能写门框，眼眶不能写眼眶，连竹筐都不能叫竹筐了！这日子过得下去么？这些避讳的字，对宋代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一件非常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的事情。
其实，想想今天我们的各种屏蔽字，逼得大家把老司机改成老阿訇，把开车改成讲经，把福利改成古兰经。原文传送门。
3.姓名字号的古代文化常识
1、古人的名不能和自己的亲人取相同的名字，特别是长辈，如果有相同的字眼就一定要避讳，将这个字给改掉，不然就是对长辈的不尊敬。直系的祖先其实也算在这个范畴里面，如果名字里面有相同的字也要避讳改掉。
尊者值得是尊贵的人，一般是指自己的上级和皇帝，名字当中不得带他们名字中的字，如果有就要避讳，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不然容易被穿小鞋，甚至有杀身之祸。
2、字是指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的意义的名字。古代男子20岁女子十五岁，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与本名涵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后称字为表字。
3、号，是指中国古代人于名、字之外的自称。如苏轼字子瞻，别号东坡居士。号多为自己所起，亦有他人所起。与名、字无联系。中国古代人于名、字之外的自称。简称号。在古人称谓中，别号亦常作为称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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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避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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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古代避讳文化
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
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
（《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
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
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
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
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
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
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
“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
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
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
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
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
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
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
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
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
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
5.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避讳
简单来说，避讳主要是避尊者和长者之讳。尊者，一般指当权者，长者，即长辈和祖先。避讳的方法主要包括使用同义字、形似字，或者缺省笔画等。
在封建社会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不能随便称呼。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也不能轻易书写。遇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于是“避讳”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礼俗之一。早在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避讳也日益严格，留下了不少有趣的传闻。
西汉宣帝刘询，原名“病已”，因他幼时养于民间，曾遭疾难，所以取名“病已”。此名容易犯讳，宣帝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说：“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赦之。”可见，他的“病已”原名已使不少百姓“触讳以犯罪”，无辜受难了。
避讳的风气流传到唐宋，越演越烈，乃至与君上、尊长之名同音或音近的字，也归入避讳之列。如唐代诗人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当时的士大夫竟认为李贺不当举进士。与李贺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韩愈，特地撰写了《讳辩》一文，为李贺打抱不平。韩愈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巧妙地驳斥了当时某些人对李贺举进士的责难。北宋仁宗赵祯，因名与“蒸饼”之“蒸”音近，为避免犯讳，“蒸饼”改称“炊饼”。南宋孝宗赵眘（音慎），其名不能随意称呼、书写，所以朱熹在注解《论语•学而》“慎终追远”一句时，特意以“谨”代“慎”，写成“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曾总结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由于避讳历史悠久，很多避讳词语历代流传，沿用久远。如当今人们熟知的“嫦娥”，本名“恒娥”，是因避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再如封建社会中朝廷掌管户口、财赋的官署——“户部”，三国至隋朝，原称为度支、左民、右民、民部，到了唐代高宗李治永徽初年，为避其父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户部”，历代沿用，直至清朝末年。又如西汉美女王昭君，因其名触犯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晋代改称为“王明君”，后人又称为“明妃”。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之三）诗有“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宋代王安石也写有《明妃曲》诗。诗中的“明妃”，都是指“王昭君”。
6.文化常识介绍（任意）
1.古代文化常识介绍——避讳
避讳 ——封建社会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和写出，用改字、缺笔、空字，用同义词等方法加以回避。 如"以俟观人风者得焉""人风"即"民风"。
《修辞学发凡》解释说：“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做避讳辞格。”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格，通常也叫“讳饰”。即说话时，遇有不良的连带意义，或有隐情而不便启齿时，不直接说出该事物，而用旁的话间接地表述。比如“死”，从古到今，人们用了很多种同义的说法来间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触龙在赵太后面前，称自己的死为“填沟壑”，称太后的死为“山陵崩”。李密《陈情表》中用“慈父见背”来婉指父亲去世，又用“舅夺母志”来婉称母亲的改嫁。在古人笔下，凡是可能引起别人产生不良联想的事物，也尽可能地采用讳饰的方法。如生病说成“采薪之忧”（《孟子·公孙丑下》），意谓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出门采伐柴薪。上厕所被说成“更衣”。《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课文《赤壁之战》）：“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
另一种避讳，即人物姓名的避讳。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所谓“讳”，是指忌讳、隐瞒。具体地说，是指对帝王、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尊者的名字避而讳之。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的时候，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臣民都要避讳，叫做“国讳”，也叫“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叫做“家讳”，或叫“私讳”。
中学语文中遇到的避讳，一般都是“国讳”。比如，秦以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阴历每年的第一个月，便称为“政月”。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出生在一月，便取名为“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政月”改称“正月”。这还不彻底，后又改“正”的读音为“zhēng”，“正月”读成“征月”。汉文帝名恒，因为“恒”与“常”同义，于是改“恒山”为“常山”，改“姮娥”为“嫦娥”。汉光武帝名刘秀，便把“秀才”改称为“茂才”。鲁迅《阿Q正传》中称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为“茂才先生”，其源盖出于此。晋文帝名叫司马昭，“昭”字别人就不许用，于是古代的王昭君改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由此而来。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人”字。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杜牧《阿房宫赋》：“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两个“人”均为“民”。唐高宗叫李治，当时在行文中凡遇到“治”字都要改成“理”字（“治”与“理”同义）。柳宗元《郭橐驼传》：“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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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古代避讳文化知多少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一般来说，避讳这种事，在宋以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严的过程的。
中间也有一些波折，有时候松弛一下，有时候重视一下。 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严的。
先以东汉为例。 东汉和西汉，是避讳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很废话是吧？其实不是。
因为这两汉带来了一个对皇帝姓名的避讳要求，即所谓的“讳训”。 例如： 刘邦，邦字应改为国，《说文》里说，“邦，国也”。
再比如刘恒，恒字应改位常，《说文》里说，“恒，常也”。 再比如刘彻，彻字应改为通，《说文》里说，“彻，通也”。
这是西汉的例子。我们再看东汉的例子： 刘秀，秀则改为茂，这是因为《广雅》里解释“秀，茂也”。
刘庄，庄改为严。改为严有个出处，《论语》的“为政篇”集解里有“庄，严也”。
不少人因此改姓，连庄子被汉人所称，也要改名严子。连带“老庄”都要改为“老严”。
（项羽名籍，他活跃的时期，就有人为了避这个籍字，而把姓改成席。） 因为两汉君主太多，所以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说了这些例子，不难知道，所谓的避讳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要知道，在封建的独裁体制中，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封建制度的专制性。
一个字，只许一个人用，在当时那种识字率相当低的情况下，是对有资格识字的人，即那些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及帮凶的那些人，炫耀封建独裁者的无上权威的良好工具。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东汉中晚期的人，但即使是到了他那个时期，他在他的书里，写“秀”字条，依然只能写“上讳”。
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里加了篆字的那个“秀”字，是后人改上去的。 但是，是不是有这些规定，就一定严格执行了呢？ 大家都知道，专制政权也好，还是什么其他政权也好，都是力图将各种社会生活控制在手里的。
统治者们都很清楚，只有控制住社会，他们的统治才会稳固。社会生活的发展，往往是无法得到全面的控制的。
在各种权力的之间，往往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供人们自由发挥。 而事实上，只要统治阶级中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就一定会慢慢扩散开来，从皇帝开始，逐步蔓延到皇族，从皇族甚至蔓延到后族（外戚），从死去的独裁者的名字避讳蔓延到活着的独裁者的名字也要避讳。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避讳的范围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两者就造成了矛盾。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例外的情况，不避讳的情况了。
有一种认识，认为单名的趋势在两汉时期非常明显和避讳有关，因为相比较双名，单名避讳更容易一些。例如，汉宣帝原始双名“病己”，元康二年就为了避免大家犯讳，而改单名为询。
双名变单名，有不少人怀疑是西汉末王莽规定的（“中国不得有二名”）。但事实上可能王莽只是针对这个发展趋势做了明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单名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重名，对各种大姓而言，都是如此。） 还有一种避开避讳的情况，就是引用古代文献。
古代文献往往诞生在当代乃至当朝以前，今天的避讳古代还没有。在引用古代文献的时候，当事人会尽量修改符合今天的要求，但挂一漏万总是有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挂一漏万，那得去问当事人自己。
当然，对照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前朝的避讳，今朝不必再讳。例如东汉学者著作，写西汉事，往往就不避讳了。
出现这些情况，就充分说明，封建的专制体制的注意力永远是注意当下的，对之前之后往往不太重视，而这也就带来了“管得住口，管不住笔”的问题了。 当然，对比汉代这种字还比较好认，单名也比较好改的时代。
宋代的避讳，那叫一个装逼。 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五胡乱中华，之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口逐步汉化，大部分人改名改姓都是无所谓避忌怎么方便怎么来的（贵族相对比较注意）。
单名逐步被双名取代，就是这个时期的发生的事情。 之后又是隋唐五代，到入宋之后，避讳讲究就彻底走上了一个高峰。
随便举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俗称赵大，其名应避匡、胤二字。他弟弟本名赵匡义，俗称“赵二，他就是后来的宋太宗。
为避其兄的名讳，于是连个匡字都保不住，改名叫“光义”，这就是赵光义这个名字的由来。 弟弟都保不住名字，何谈其他，来几个冷知识： 庐山当时名匡庐山，因此避讳宋太祖，于是改名庐山。
搞宋代史的人都知道的定国军，其实是从匡国军改来的。 廖匡图这种人名，也要改名为光图。
（蒙古和北方学者文化素养比较差，编纂《宋史》看见文献就往上抄抄抄抄抄，管你什么廖匡图还是廖光图。于是《宋史》里既有廖匡图诗集，又有廖光图诗，其实这两个名字是一个人。）
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个字，字体类似的框、眶、筐等十七个字，胤字连同笔画类似的三十七个字，也给一概避了。 大家想想，门框不能写门框，眼眶不能写眼眶，连竹筐都不能叫竹筐了！这日子过得下去么？ 这些避讳的字，对宋代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一件非常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的事情。
其实，想想今天我们的各种屏蔽字，逼得大家把老司机改成老阿訇，把开车改成讲经，把福利改成古兰经。 原文传送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