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读后感
因为在做关于《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合理运用研究》这一课题，所以最近多接触关于传统文化、中外文化、节日文化等类似的书籍，而我对传统文化尤为感兴趣，所以就打开了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本书，徜徉书中，趣味多多。
读传统文化的书一般都感觉比较枯燥晦涩，甚至会有大量的生僻字不知其音其意。这本书涉及天文地理、衣食住行，传统文化涵盖面之广自不用说，且文笔风趣诙谐，插图精美，图文结合，穿插故事、文献等，配有相关注释，读来不觉无味深奥，通俗易懂，趣味横生。书中的插图，或是关于器皿，或是关于建筑，或是关于丝帛……线条清晰，真实可感，触摸上去好像在和中国古代的这些精品做最亲密的接触，不禁感慨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厚重。
本书简介中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真想做一位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老师，如果真能在语文教学中，必要之时，将这些知识、故事、文献信手拈来，延伸引用，我的课堂肯定颇受欢迎吧。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是需要汲取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才能给予学生最好的文学渗透。
关于传统节日书中也有涉及。比如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又叫“盂兰盆节”或“河灯节”。盂兰盆是梵文音译，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这个故事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传说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成就神通后，欲度化父母，以报生养哺育之恩。结果送给母亲的饭食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佛陀说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
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小说中关于中元节的描写并不少。中元节作为寄托哀思，为已逝亲人祈福的传统节日，历史甚至比清明节更为悠久，意义也不在清明节之下。它已被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均有不同的民俗活动，类似的传统节日还有上巳节和寒衣节。
仅以中元节为例，关于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的运用需要筛选、提取、比对、舍弃。关于节日文化中的消极思想是糟粕，需要摒弃，涉及的诗词文化、哲学思想、节日意义则是精华，可以酌情保留。同一节日的不同资源需要深思熟虑，找准切入口；不同节日的文化资源，也要需要对比和取舍。这要看这种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是否必要，是否有意义，是否有积极意义。这是一个长期研究和思考的命题。
我看《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与其说是研究，更像是一种“扫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刻，真正感悟绝非一朝半夕之事。了解未知领域或不精通的领域，是一种自我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读书多一点，发现多一点，懂得多一点，仅希望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或课题研究中有所价值，有所运用。这是一种责任，需要坚持。
2.关于古代文化常识的研究性学习心得体会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构分类，各家学派标准不同，分类也不同：有物质与精神两分法；有物质、制度、精神三分法；有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四分法；还有物质、社会、精神、艺术、语言、风俗六分法等。这些划分尽管层次不一，但都是按照人类创造文化的发展进程由物质到精神、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划分的，适用于专业人员的学习研究。中学生学习教材中的中国古代文化，应根据教育功能的不同来划分。
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它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区历法、军事刑律、阴阳五行、家族礼法、音乐美术、饮食服装、车马冠盖、文化奠基、政治经济制度、明君贤相的治国方略，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等，但由于教材中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课文，这些知识都零散地分布在古文典籍之中，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更难，因此，教学时应将分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根据教育的功能不同梳理归类，每一类下分若干知识点，以课文中的某一古代文化知识点为突破口作分析，成扇面辐射展开，拓宽范围并向纵深发展。然后再探讨下一个知识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将课文中零散的知识归类成系统，建立知识链条。二是教师们在传播零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时可以采用专题讲座的方法。三是给学生提供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打开思路，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
3.求一篇古代文化常识的作文 800字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
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
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
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
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
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
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
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
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
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
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
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