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文学常识

1. 关於《桃花源记》的文学常识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号五柳先生，浔阳人（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汉族（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考证陶为奚族人，但其证据略显薄弱）。（《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未得到证实），谥称靖节居士，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人。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有陶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宜丰旧《图经》亦有此说。陶渊明29岁徙家柴桑，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因不事权贵，弃官隐居栗里（今星子县境内）。52岁时偕少子陶佟回归宜丰故里，四年后返浔阳，逝于柴桑。陶佟留居故里。今澄塘镇秀溪、故村等处陶姓人皆为陶佟之后裔。历代方志载宜丰境内有南山、柳斋、菊轩、东篱、洗墨池、藏书礅、故里桥、靖节桥、我公桥、舒啸台、赋诗湾、顾渊石、醉卧石、渊明洞、读书堂、靖节祠等陶渊明遣迹及其纪念建筑。

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2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歌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含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恨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虚无的“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另一类题材的诗，如《咏荆轲》等，则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颇为悲愤慷慨之音。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他用客观的记叙方式虚构了一些情节，塑造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并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厌恶战争和追求和平的生活愿望，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陶渊明的诗文兼有平谈与爽朗的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又极为精炼。有《陶渊明集》。

2. 关於《桃花源记》的文学常识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诗一体。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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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棉被闷死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

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作品赏析

此文艺术构思精巧，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采用虚写、实写相结合手法，也是其一个特点。增添了神秘感。语言生动简练、隽永，看似轻描淡写，但其中的描写使得景物历历在目，令人神往。文章有详有略，中心突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桃花源记

3. 《桃花源记》文学常识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